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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国学经典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1-24 13:49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以及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国学经典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连环画、家训、家礼、善书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中国的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行会等,这些血缘、地缘性的自然团体及扩大化的社会团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社会自治、地方自治。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的基本内容。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当代公民道德重建,并以此美政美俗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