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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春秋

沈家本的家国情怀与法律救国志向的形成

来源:未知 时间:2018-12-24 09:24

  核心提示:沈家本先生是因循家族科举入仕的传统道路成长起来的,在传统教育下,他怀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具有世俗家庭长子的责任心,他的思想情感正是在生活的积累与打磨中成熟起来的。

  编者按:6月30日上午,2018年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主办,清华大学法学院近代法研究中心承办,主题为“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以“沈家本的家国情怀与法律救国理想的形成”为题作演讲。作为沈家本的曾孙,沈教授从家人的角度阐释了沈家本的成长历程,同时以翔实的材料再现了沈家本作为修律大臣的一生。现将沈教授演讲稿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沈家本先生是因循家族科举入仕的传统道路成长起来的,在传统教育下,他怀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具有世俗家庭长子的责任心,他的思想情感正是在生活的积累与打磨中成熟起来的。

  沈家本先生何时启蒙读五经四书已无可考,但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一日日记中写道:“晨起理六经、四书各一号。”可见此时还在读。从他在《日南读》中对十三经的考证,可知沈家本先生对经书研究的深入。正统思想深刻影响着沈家本先生,对他来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是从家庭、从书本中浸润出来的。

  沈家本先生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城市子弟一样,自幼开蒙读书,到十九岁时已经饱读经史。他于1859年所著的《咏史小乐府三十首》可以印证这一点,当时他已将《史记》《左传》《汉书》熟读在胸。那时他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帮助督促弟妹们读书。他在辛酉日记正月初四日日记中记述:“午出门贺年。东至巾帽胡同,西至四牌楼。又至棉花七条胡同,拜姜孝廉不值。姜君名敏修,号梅生,金华人,戊午孝廉,锺雨辰殿撰同年也。雨翁托怒翁转荐,据云作辍甚少,未知教法何如耳。”他在为弟弟们聘请西席。在初九日日记中这样记述:“诸弟于今日进塾,晨令陶升驱车往迓,巳刻姜梅翁来,即送诸弟入学。”为诸弟延聘塾师,是沈家本先生作为兄长的责任,他一向尽心尽力。当时家境并不宽裕,一向囊中羞涩,却不能耽误诸弟读书,这是沈家本先生的基本意识。仁义孝悌是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家的情怀深深地铭刻在心。家的情怀的延伸便是乡情,他对家人、族人、乡人的关切无时不在。在他的日记中,关于浙人、湖人乡试、会试、殿试中榜名单的记录十分详细;湖州海岛案件,他极力周旋为百姓争回被非法侵占的土地,可见其对乡人关切之深。

  他对家人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直到晚年,还关切着远在湖州的嫡兄沈家树小女儿的婚事,亲自为其择婿,并接到京城,为她举办了婚礼。

  他在壬子(1912年)九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述:“云抱偕夭夭姪女于十一钟到京。”“夭夭”是我的老姑婆,沈家本先生的小侄女沈承烨(京浙人习惯管最小的子女称“老×”如称长辈“老叔”“老舅”是祖辈最小的子女,“老疙瘩”“老闺女”即晚辈最小的子女)。二十六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天的日记记录了婚礼的程序:“午刻宴大宾,十二钟大宾往迓新郎,二钟新郎来,二钟合卺礼成,三钟祭祖,四钟见礼,五钟分次开宴。夜八钟三,送新郎入洞房坐床前宴。九钟礼皆毕。”沈家本先生将婚礼记载得如此详细,可见其对家人的关怀。

  作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科考功名虽然仍是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但也并非没有它途可行。对科考沈家本先生也不是没有过犹豫,但为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他还是坚持了这条路。

  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四日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述:“秋试一层尚费踌躇,在明眼人当此时势,功名一道大可淡然,唯我辈攻举子业,所为何事?倘不逐队入闱,情理似说不去,况家计萧条,或者侥幸万一,未必不能自开生路,为糊口计则然也。”随队入围是因“情理”所致,而更重要的是因“家计萧条”,说白了,就是为家境所迫,是为了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家”是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思虑。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是核心情结,无以齐家何以治天下,沈家本先生也未能免俗,因此他对家的情结是首要的。

  也因这样的小情节,乡情、乡愁在沈家本先生的诗中多有体现。“我亦欲寻归梦去,碧湖花月慰相思。”(光绪二年《寄示两弟》)“渺渺烟波淡欲无,卖鱼声里听提壶。此中若住元贞子,便乞扁舟泛碧湖。”(光绪三年《题画扇》)“论交幸得同官好,对景翻添故国愁。最忆西风鲈正美,年年辜负碧湖秋。”(光绪十一年《李慕皋招饮净叶湖》)“碧湖”就是湖州的碧浪湖,诗中多次提到碧浪湖,不能一一例举。沈家本先生对家乡山山水水的怀念是乡愁,是对家乡的一种爱。他回到京城,把自己院子里建的那所藏书小楼命名为“枕碧楼”,借用护城河的潺潺水声,寓意“枕”于碧浪湖湖畔,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书,对人的思想、性格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对酷爱读书的人,其影响力更加深刻。沈家本先生一生爱书爱读书,在《借》引言中这样写道:“余喜读书,暇辄手一编。洎入楚来,以道远且阻,书多置不携,唯向人借观,颇有荆州之难。因叹有书者,不可不多读,尤不可不急读。姑待二字误人不少。”因而,书的影响殊为深刻。从《咏史小乐府三十首》中,可以清晰地读到他读书的感受。

  他赞赏陈涉大义凛然高举大旗逐鹿中原的勇气与壮举,在《咏史小乐府三十首》之一中他这样写道:“守冢高皇置,云沉大泽乡。中原多逐鹿,首事伙颐王。”

  虽然最后是汉高祖刘邦取得了政权,但不能忘记首先起事的“伙颐王”陈涉。推翻秦王朝的首功,还得记在揭竿而起的“首事”者陈涉、吴广身上,借以赞扬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

  在《咏史小乐府三十首》之十八中他这样写道:“大义亲忧灭,休腾卖友讥。公言杀诸吕,血溅汉臣衣。”

  诗中赞赏大义灭亲的石碏,匡扶汉室的周勃、陈平。可见沈家本先生对国的情怀,首先是在书本里学到的,后在生活经历中不断强化,逐步形成。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这一年,父亲已经远赴贵州安顺就职,十九岁的沈家本先生作为母亲身边的长子,肩负起确保全家安全的责任。他先后两次陪伴母亲与弟妹赴西山避难。其间,他写了多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走笔》:“ 身世篷飘梗,光阴斧烂柯,百年忙里促,王安泪中多。酒好不能饮,诗成空自歌。囊余一长剑,依柱几摩挲。”对大厦将倾的王朝,他感到十分焦虑。手抚长剑,大有从军报国的心愿。然而家庭与自身的条件,使他只能“诗成空自歌”,心中翻腾着报国的强烈欲念。

  在第二次出京(当时只有京师城内称京都)时,他在《九月复出都感赋三章》之三中写道:“刁斗严军令,勤王尚有兵。前茅孙叔将,细柳亚夫营。感慨谁投笔,阽危欲请缨。桃源何处是,山墅计行程。”又一次表达了投笔从戎的欲念,应该说此时“国之情怀”已经初具。

  战争也给沈家本先生带来了失去亲人的沉痛打击,他的外祖父战死、未婚妻死于乱军,因此阻遏了他回浙赶考的时机,这种亲身感受渗入心底。

  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沈家本先生奉父命举家赴贵州与父亲会合。这是沈家本先生第一次长途跋涉。这一次湘黔颠簸的所见所闻,对青年沈家本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他目睹了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悲惨情景,对此寄予了深切同情。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1861年5月8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二十九日,晨阴雨。卯正开车吴卅里大溗店,卅里满城县方顺桥头。洪水遍野,乞儿瘦妇于途,实可叹矣。”日记中附诗《方顺桥头(属满城县)》,诗的下阙这样写道:“啼饥瘦妇还余泪,索食痴儿惯气恩。绘出流民图一幅,当年赖有郑监门。”表露了他的一片忧民之情;四月二十四日日记中写道:“捐输綦重生计日拙,民情愁苦,而官府办事,毫无实在益民之处。”就在同一天,经过濡水畔时,看到一群群乞儿,听到凄哀的求乞声,他在《乞儿词》中记下了这一情景:

  “饥驱出门意倾倒,短车乍来濡水畔。夹丱乌乌音可哀,乞人贸贸村中来。丱童雏女走相逐,叟妪匍匐趋尘埃。前者方散后者聚,倾囊顿尽钱千枚。”

  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中写下了《道经浦市纪事》,此诗后来被收入《枕碧搂偶存稿》时,改名为《过浦市纪事三章》:

  诗中他把“贼”与兵一个比作豺狼,一个比作虎,而且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兵如虎”,可见他对兵练无能抵抗太平军,却对百姓烧杀劫掠的痛恨。民不聊生,兵匪作猖,忧国之衰败,忧民之痛苦,盼天下大治,求国泰民安,是这一时期他许多诗作表达的思想情感,凝结了他国的情怀。

  任职保定时,八国联军进驻保定所遭遇的事件,更激发了沈家本先生强烈的“家国情结”、忧国忧识。

  八国联军进驻保定后,沈家本先生与直隶长官被一锅端地拘捕了。在自己管辖之地被外国人拘押,那种屈辱可想而知。他的《九月初一日口占》表达了当时的心境。“楚囚相对集新亭,行酒三觞涕泪零。满目山河今更异,不堪说与晋人听。”诗中直述对国家“更异”的沉痛,痛国之无力、痛,痛民不聊生。或许此时沈家本先生的家国之情结已经融合了。

  从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到刑部报到至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九日(1893年)简放天津,沈家本先生在刑部任职近三十年(其中沈丙莹过世,沈家本因守丧,从同治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四月不在任上)。在这三十年中,家事多变,除安葬了父母外,异母长兄沈家树过世,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五日四弟沈家启卒,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三弟沈彦模卒。兄弟五人(姐妹不计)只剩他与五弟家霦二人。

  这三十年中,沈家本先生的宦途也有几次重大变动。同治四年(1865年)中举,光绪九年(1883年)殿试考中进士。当年五月以本官即用(见《光绪九年日记》),沈家本先生终于以功名正式得官于刑部。

  在这三十年中,沈家本先生的姨夫沈桂芬先后担任了军机大臣兼理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沈家本先生与沈桂芬过往甚密,虽是姨夫,却尊以恩师,几乎三天两头见面。洋务派的沈桂芬对他有着重大影响。沈桂芬通晓外国事务,在清廷军机大臣中最懂洋务,所以沈家本先生得以了解了许多西方、法律方面的知识,对于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光绪五年 (1879年)除夕,沈家本先生伏案作《续海防要论》(此文记于光绪五年除夕日记,未收入其他文集)。文中主要论述海防经费、人事等项,他坚决反对“设卡抽厘,税及鸡豚,析及馏铢,削民之脂膏以致闾阎受累”使民穷财尽的办法筹集海防经费,他极力主张在各省开设通商口岸,课税以资海防,即“妥立章程,我用我法,专以岁中所入,用作海防”,并建议要“仿照西例,参酌其中”,这是他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开始。

  沈家本先生在天津任职期间,重修望海楼、处决拐卖儿童犯、审判郑国锦死因案。这是他第一次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处理公务,深感办事之难。光绪甲午九月初三日为办团练筹款,奔波一天却一无所获。日记中这样写道:“回署已天暮,始克喫饭。无谓之奔走,一入此途,即不能免矣。”他感到了无奈。而对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他感到郁闷,七月初七日的日记中发泄愤慨:“岁縻六百万九年,于战竟不能得毫末之用,可叹可恨!”尤其是对贪腐之军官嗤之以鼻:“统领卫汝贵贪而刻,军心不固,此军亦可危,海军则全无心肝。”深感法治不肃的危害。

  沈家本先生在保定任职期间的遭遇,是他立志法律救国的转折点。一是处理北关教案遇挫,令他认清了王朝官僚机制的;二是八国联军进驻保定后被拘捕的愤懑,激发了他立志法律救国的强烈信念。认识到想要挽救破败的国家,唯有变法图存、法制强国。被释放后,他在赶往西安面君途中,路经郑州专程到子产祠拜谒,写下了《子产祠》:

  “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盛赞郑子产依法治国使国家强大的作为,表达了立志效法子产,以法救国的愿望。

  我以为到此时,沈家本先生已经形成了变法图强的报国志向,当然,那个时代虽然给了沈家本先生历史机遇,但却没能实现他依法治国的愿望。中华大地上,依法治国的路已经修筑了一百多年,今后还会继续修筑,直到建成一个法治昌明的中国。